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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末期的通货膨胀灾难

巴中政协网  BZSZX.GOV.CN  时间:2020-11-05  来源:巴中文史编辑部

  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,一段我从若干书籍中查阅出来的历史,一段我只听说而没有直接身受,却是我们不该忘记的历史。1910年以来,虽推翻了封建君主政治体制,建立了国民政府,但由于政治上并未完全从封建制度上“脱胎”,国内军阀混战局面不息,经济上依然受帝国主义的制约,其货币制度和市场物价政策不但陷入了极其混乱的状态,而且直接损害了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,形成了中国现代经济历史上的最大失误,还为国民政府的崩溃注入了新的“加速剂”。

  (一)法币。民国建立后,开始还使用银两、铜钱(麻钱),未久即使用 “中国财政部”所铸铜圆。1914年2月,根据《中华民国国币条例》规定,袁世凯头像银币(俗称袁大头)为国币(1914年至1923年,总发行量在5亿9千万圆以上)。1923年3月,国民政府以总统敕令,改用“龙凤币”。1927年,国民政府禁止铸造袁大头银圆,改铸孙中山头像新铜币,由于铜圆质量日趋低劣,成色低,形成铜币一再贬值,工农商民极力抵制。到1935年,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,试图结束混乱,实现货币统一,使国内货币走上现代制度。故于11月,颁布法币政策,规定以中央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(1925年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)为法定货币(简称法币),禁止银圆、铜圆流通。各金融机关和民间储藏之白银、银圆统由中央银行收兑,同时规定法币汇价为1圆等于英镑1先令2.5便士,由中央、中国、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政府实行外汇统制政策,法币成为纸币本位制货币。1942年7月起,法币由中央银行独家发行。随着物价大涨,货币贬值,至1948年法币最高面额达500万圆。由于法币增发无度,发行总额在抗日战争前夕还为14亿圆,至日本投降前夕已达5千亿圆。1947年4月,发行额增至16万亿圆。1948年竟增达660万亿圆以上,等于抗战前的47万倍,而同期的物价则上涨到了近3500万倍。

  (二)关金券。关金券实际上是“海关金单位兑换券”的简称,是一种国民党统治时期缴纳关税专用的纸币。1929年,世界金价飞涨而银价暴跌。国民政府为了维持其海关关税收入,于1930年1月15日决定“在海关征收关税时,由征收银两改为征收金币,并以值0.601866克纯金为单位做标准计算”,即是被缩称之为的“关金券”。是年5月,中央银行开始发行,面额为拾分、贰拾分、壹圆、伍圆、拾圆5种。当时只能作为缴纳关税的凭证,而不能作货币在市场上流通。1942年2月1日,国民政府把海关税的金单位提高到和美金等值(单位含纯金0.88861)。并同时增发贰拾圆、伍拾圆、壹佰圆、伍佰圆面额券,并通令以关金1圆折合法币20圆的比价,与法币同时在市场上并行流通。至此关金兑换券完全失去了本来面目,而变为大面额流通货币。后因法币急速贬值,中央银行又多次发行大面额关金券代替法币流通,自1931年5月到1948年11月历时17年半,中央银行正式发行的关金券品种有将近百种,直到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宣布发行金圆券,关金券遂被废止。

  (三)金圆券。鉴于法币恶性膨胀,国民经济已面临崩溃之势,国民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。规定以金圆为本位,开始发行“金圆券”(每金圆含纯金0.22217克),以1比300万的比率,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。然而金圆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,前后不到10个月,发行总额达130万亿圆,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圆增加6500余倍,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170万倍(解放前夕上海银圆一圆可换金圆券16亿),由此各地市场纷纷拒用,逐步发展到使民国初期的银圆代替流通。

  (四)银圆券。1949年7月4日,“迁”至广州的“国民政府行政院”公布币制改革令和《银圆及银圆兑换券发行办法》规定:“国币以银圆为单位”,面额为1圆、5圆、10圆、50圆、100圆5种。另外设辅币券4种。金圆券5亿圆折合银圆1块和银圆券1圆,还规定重庆、广州一带的银圆券每一圆也可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五亿圆。新疆省银行1944年出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。9月,当局为了维持庞大的军政府开支,大量印发纸币。1948年12月,新疆省政府开始发行3000万圆、6000万圆、6亿圆和30亿圆60亿圆的银行券,成为中国史上面额最大的纸币。在20天内共出库14次,共计480万张,总金额为2.88亿亿圆。到1949年4月30日,它只折合金圆券1万圆,与美圆是1:1200圆,60亿圆连一盒火柴也买不到,在当时的上海市场上仅能买到70多粒米,印刷纸币竟还不抵工钱。

  日本投降前夕,由于国内的法币发行额已达到660万亿圆以上,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,导致市场物价上涨3400多万倍。例如:1937年6月,全国法币发行量为14.1亿圆,此时假如一个人有12亿圆法币,这笔钱几乎等于国民政府的货币发行总量;但是到1942年,则变成“中储券”(1941年1月6日,日伪中央“储备银行”在南京成立,并发行“中央储备银行券”,简称中储券,规定与法币等价使用)6亿圆,1945年10月又变成法币300万圆。而到1948年8月国民政府实行第二次币制改革时,只变成1圆金圆券了。又例:抗战中的中国通货100 圆法币,1937年可以买2头黄牛,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只能买2 个鸡蛋,1946年只能买1/6块固体肥皂,1947年只可买1只煤球,1948年8月19日只能买0.002两大米(每斤16两),1949年5月只能买1粒米的2.45/1000,是真正的“天方夜谭”。

  在法币即将淘汰之前,国民政府又发行了比值比法币大20倍的“关金券”,不仅未能遏制飞速上涨的物价,反而促使“关金券”迅速贬值。1947年1月,发行面值为250圆、500圆关金券两种,分别折合法币5000圆、1万圆。而到1948年7月,又发行面值为10000圆、25000圆、50000圆和250000圆的关金券四种,分别折合法币20万圆、50万圆、100万圆、500万圆。流通了几个月,其券面值印到每张1500万圆。这和今日拜神用的“冥币”差不多,到此,国民政府所出的纸币,在人民群众中完全失去了信用,大家不敢用,不想用,也不知怎样用纸币作交易,人民受到的损失无法估计。后来,有人拿这些纸币做帽子、叠扇子,一顶帽子所用的纸币一般要30~40万圆。真正成了腰缠万贯的“富翁穷鬼”,因为你要用这顶帽子的钱想买杯水喝都很难。发“关金券”不但无法保住法币的地位,而且加速了“关金券”自身的崩溃速度。

  “关金券”不行了,1948年又发行“金圆券”,不到半年“金圆券”的面额也越来越大,其贬值的速度比“关金券”更快。1948年8月19日发行时,宣布“以金圆券1圆折合法币300万圆的通券。以纯金1市两合金圆券200圆、纯银1市两合3圆、银币每枚合2圆、美钞每圆合4圆的收兑率,限期收兑民间黄金、白银、银圆、外币”。前后不到10个月,发行总额达130万亿圆,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圆增加6.5万倍,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17万倍。解放前夕,上海银圆一圆可换金圆券16亿圆,金圆券已形同废纸,民间开始自动重用银圆。国民政府只好硬着皮头“另换‘汤头’”。

  1949年7月4日,“国民政府行政院”(已“迁”广州)规定:国币以银圆为单位发行银圆券。金圆券5亿圆折合银圆1块或银圆券1圆。结果一面世,贬值速度比金圆券还快,像老鹰抓小鸡一样的速度。解放前夕,重庆 “银圆券”的价值,几乎等于面积相同大小的道林纸。那时,在工厂做工的人,每月发工资那天必须马上去购买米、面、油、盐等生活必需品,否则,当天能买到两斤食盐的纸币,次日连半斤也买不到了。至1949年6、7月份,有些商家就拒收纸币,还出现过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。从此,市场上再一次出现“袁大头”“孙大头”“蒋光头”等不易贬值的硬通货。有时工厂发工资除每人每月能得到一、两块银圆外,其余的就用库存的棉纱代替。但半斤棉纱只能换两斤食盐,没人愿换食品,持有棉纱的工人一家人一餐两餐挨饿已是家常便饭。

  国民政府失败的货币政策,在国内形成了剧烈的通货膨胀,也为外国货币占领我国市场打开了大门。自日本投降以后起,国内除了美钞、港币广为流通外,在市场上还流通有英镑、法郎、越币、葡币、印度卢比、缅币等各式各样的外币,除苏联及东北亚国家外,几乎周边国家和华侨较多国家的货币,在中国都有市场。其中美钞约有3亿美圆、港币约有5.8亿港圆。

  抗战胜利以后,在国民党统治区,尽管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和禁止金银、外币流通,强迫人民将其兑换成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,但是并不能阻止金银、外币的广泛流通。在城市,金银、外币实际上已经取代了金圆券成为市场流通中的等价物;在乡村,由于银圆、铜币等硬通货不足,以物易物在市场流通中的比重越来越大,粮食、布匹在许多地方成为市场交换的等价物,直接损害了那些没有商品出换、换不到也换不起硬通货和外币的平民百姓、小商人和公勤人员、教师的生存利益。

  (一)像废纸一样的关金券、金圆券、银圆券

  1948年初,法币急剧贬值,物价暴涨,公务人员首先深受其害。达县米价每斤6万圆、食盐每斤24万圆、猪肉每斤20万圆、桐油每斤5.3万圆。达县女中教职员工开始罢教,要求政府加薪,各地纷纷响应,当局被迫加薪20%。5月,法币彻底崩溃。8月,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,以1:300万圆收销法币,然而因人民拒用,金圆券实际成了废纸。当时100圆面值的纸币,上午可以买到70斤大米,到下午,就可能只买到2、3斤了。再过一、两天,100圆的纸币就不用了。商人把商品销售出去,根本无法再进货。一堆货物,换来的是一捆分文不值的废纸。一家人欲哭无泪,落为贫民。此后不久,拒用金圆券的已不是商人、百姓层次了,而是连国民政府自己也拒用,全国很多省份明确限制金圆券入境,士兵军饷以银(圆)(美)钞折发,甚至国家税收、邮电、交通资费均拒收金圆券,改收银圆和外币,甚而折收米、棉实物,许多公薪人员因持有金圆券、银圆券无法使用,买不到物品、食品,一家一家的生活都陷入了困境。

  广东大部地方,市场交易也转入了一切商品交换均以稻谷计价。稻谷成了商品流通、交换的实物货币。工人、教师、职员均以稻谷计发工资。当时物价大致是:猪肉每斤换稻谷8到12斤,小学教师年薪是1200到1500斤稻谷,中学教师年薪是2000到2600斤稻谷。“稻谷货币”一直维持到1949年10月,国民政权全面倒台,才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。

  (二)洪水一样的物价暴涨和货币暴迭

  因国民政府金圆券(银圆券)发行额极速增大,致使市场物价飞涨。一个小场镇,商品有时一天几次涨,一场两三个地方分别涨已成了常例。1949年2月25日,蒋介石颁布《财政金融改革案》恢复海关金单位制,并允许黄金、白银自由买卖,银圆亦准予合法流通。此令一公布,物价就猛涨,银圆成为人们保值和日常购物的工具,身价走俏。至该年4月,立法院修正通过《财政金融改革修正案》,物价更是狂跳。随后的4至6月,金圆券“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,而是按钟点计算了”。因此,各地普遍拒用,先拒用20圆、50圆到100圆、500圆,乃至1000圆、5000圆面值的,到了5月份,10000圆大钞也没有人要了,及至100万圆、500万圆大钞的出现更是引得民怨沸腾。此时央行虽有金银挂牌价,但均有价无市,黑市交易由暗转明,什么都要前往黑市购买,而黑市物价高于牌价数倍,瞬息万变,人们一接到金券即刻花去,唯恐分钞之间币值大落。据5月9日兰州电报载:“……上午银币一圆折合金圆800万圆,下午即改为2400万圆,半日之间一跃三倍……”涨风之烈显而易见。

  巴中:1932年每制石稻谷(合108市斤,下同)涨至4440文(个,麻钱),比1911年上涨4.1倍。1939年后,政府滥发货币,粮价每年上涨3~5倍。1944年,日军兵临四川边境,米价上涨390多倍。从1936年发行法币起,至1947年的12年间,每制石中米由8.19元涨到17200元,上涨2099倍。1948年9月发行金圆券至1949年5月6日,不到9个月时间,每石中米由已涨到32000元,上涨6399倍。

  工业品价格也受到粮价影响,火柴每盒由0.01元涨到100元,上涨9999倍;食盐每市斤由0.15元涨到5230元,上涨34866倍。

  工农业产品交换比:1936至1949年,以稻谷l制石为标准,土窄布1941年可换37.5市尺,至1948年因棉价上涨,仅可交换21市尺;食盐、火柴等任经营者操纵价格,交换比不断扩大。以稻谷1制石为标准:食盐,1936年换21.7斤,1940年换12斤,4年内交换比扩大8l%;1949年只换8.8斤,又扩大36.4%。

  平昌:1935年,江口市场每担大米为1.03元(法币),1947年大米市价为25991元,比1945年上涨23.09倍。1946年9月每斤食盐3891.67元,比上年每斤295.75元,上涨12.16倍。从1935年至1945年9年间食盐价格上涨1824.6倍,白布价格上涨5769.8倍,火柴价格上涨1208倍。1946年12月与1月比较,棉花和棉布价格上涨10倍,大米上涨16.3倍,食盐上涨19倍。

  通江:据1928年第四季度生活状况表载,时县“米一斗(重六十斤)价洋五元,猪肉一斤价洋二角,棉花一斤价洋六角至七角”。至1930年城关市场每块银元尚可购棉花5.1斤或大米45斤,至1944年仅购得0.008斤棉花或大米3.7斤。1948年1月,县内稻谷平均每石价涨至法币95000元,米203330元,中熟米218330元,5月份每石稻谷涨至255600元,碛米50万元,中熟米52万元。到1949年“元月中旬,城关物价突然疯狂大涨,骇人听闻”。“考察原因实由一般商人交易中拒收千元面额的法币,影响物价大涨。近日(元月下旬)大小生意切已停业,关门闭户……”“上月30日之米价每市石由380万元,至中旬涨至840万元,本月之米又涨至1000万元尚贸不到……”“每日米源甚少,供不应求,已演成抢夺贸卖,听由卖者随便要价,毫无行情可言,政府亦无法制止”“到11月,每市石中熟米由6月的840万元突然涨至平均1150万元”。又如食盐1930年每市斤是0.148圆,到1946年涨到了170.83圆,1947年则涨到了3891.67圆;火柴1930年每盒是0.02圆, 而1946年就涨到了31.94圆, 1947年则涨到了274.79圆。虽然政府规定金圆券5亿元方可兑换银元1元,但有价无市,市场交易被迫进行以物易物。

  (三)老百姓和小职员、小商人是直接受害者

  1948年,巴中恩阳药商罗洪均将4(木)船沙参、淮山等中药材运到重庆出售,装了一背篮票子(法币)在回家途中还不够开支一夜的旅馆费,活活气极而死。平昌响滩一陈姓保长,在一个“赶一四七转角场”逢八的日子为弟“办喜事”,因他是保长,去捧场送金圆券的人特别多,杀了5条猪,办了3天,收了3皮厢现钱,等到逢一的日子去响滩场准备购物,结果连一条猪也买不到了,把夫妇俩气得在大街上骂“国民党的大老壳不是人养的”。江口镇邓明晶想做棉花生意,1949年6月装了一大船(定载量15吨)皮棉,运3~4天才到重庆,交货结账时算还大有赚头,喜出望外,但还没有走出城就遇着国民政府宣布不准用金圆券,“血本无归”不说还倒贴生活费和运费。宣汉一姓潘的农民去西安贩棉花,在验货时他意外地手触到棉捆内有几卷大面额纸钞,他以为是老板忘了的,也想捡个便宜,于是搬走棉捆连夜出城,等他走了大半个月返回宣汉,回家用秤称现钱竟有2斤多,但等他入市去买物品时才发现,2斤多的现钞还不值2斤棉花,结果才发现是他上了当,贴了本还不好说,气得他直跺脚,发誓从此不再做生意。

  1948年2月,开江县《工商导报》报道:“普安镇一面馆,买乡妇麦一斗,84000圆全部强付小钞,乡妇无可奈何,旋邀约20余人惠顾该面馆,大吃后全部照付小钞。面馆知为报复,忍气收下,一场风波始得避免。”1949年,达县15督察区相继投放100万、500万、1000万金圆券本票3种,以致区内物价自然狂涨,市面争先恐后抢购物资,金属币恢复流通。5月,达县参议会请准川鄂边区绥靖公署批准,自是月起,公教人员薪津一律以谷米发给。区内驻军的薪津,中央军就发给银圆,省保安旅发给烟土,专、县地方军发给大米,市面上出现物物交易。7月,金圆券垮台,恢复银圆使用,虽有银圆券,但换银圆极难,有幸兑现的,须贴水200%。人民抗用,市面以旧有金属币取代银圆券流通,或以物易物。

  6月,国民政府发行银圆券后,因兑现无着,民众拒用,抢购物资,引起罢市。万源县召开紧急金融会议,布告“无故抬高物价者、拒用银圆券者、藏匿物资者、造谣生事者送本县最高军事机关杀无赦”,但并未关住民众对政府完全不信任,驻达军人悄悄购物潜逃,各商店关门闭户拒售。第15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再通告:“歧视货币者杀,关门罢市者杀,有货不卖者杀,聚众肇事者杀,哄抬物价者杀,扰乱军心者杀,谣言惑众者杀。”“七杀”布告出世后人心惶恐,达县商会会长急与各商户计议,采取让利策略,立即成立“军政供应处”,专门供应军政人员所需商品收银圆券。这次事件使商会各商家活生生的蚀本9万余圆,他们把这蚀本钱叫买命钱,意思是他们要活命就得钱买,可见国民党失人心已到了何种程度。

  参考资料:《平昌县志》《巴中县志》《达县地区金融志》《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》第4辑、《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》第2辑、张公权著《中国通货膨胀史》等。

  (作者:何茂森,单位:平昌县人民政府办)